1970年，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，跑到县城买药。可药钱差1角，他恳请营业员帮忙：大姐，你行行好，我手保快保不住了！谁料，营业员冷笑：关我什么事！
1970年的秋天，王建军坐在县城供销社药店的台阶上，那条用布条简单绑着的手臂开始发麻，他兜里就剩两块钱，药费还差一毛。
那时候村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，除去口粮，也就挣八分钱。
王建军是1969年从北京西城来的知青，那年全国有260万城里年轻人响应号召，背着铺盖卷下乡。他也是其中一个。
骨头碎的声音，他记得特别清楚，下午在山坡上扛土豆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下去，胳膊磕在石头上，他咬紧牙关，走了三十里山路，花了一整天，才从村里挪到县城。
药价两块七，他把口袋翻了个遍，数了三遍，两块六，“大姐，您行行好，我手快保不住了。”
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抬起头，撇撇嘴，锁上门走了，就在那一刻，药店门口的路灯亮了，照在王建军脸上，他19岁，离开北京一年零三个月，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“关我什么事”。
差不多同一时间，河南禹城县的一家药房里，19岁的陈启生也遇到了差不多的事，他的手臂肿得发紫，疼得浑身发抖，是地里干活刚摔的，乡下医院没什么好办法：要么干脆截肢，要么买药赌一把，他选了买药。
药价四块九毛九，他把兜里的钱一分一分地码在柜台上，差一毛，“大姐，您行行好，我手快保不住了。”“难道要我贴一毛钱？”几秒钟的沉默，对陈启生来说，像是过了好久好久。
然后一只手伸过来，一枚硬币轻轻放在柜台上，“我先替你垫上。”
说话的是个姑娘，挎着布包，一看就是知青，她看了陈启生一眼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天气：“命就一条，下次小心点。”
陈启生后来知道，她叫刘锦珍，住在邻村，她从包里掏出纸笔，写下名字和地址递给他，转身就走了。
他追出门，姑娘已经走出老远。
那一毛钱，在1970年是药费的百分之二，在陈启生心里，就是一条胳膊的百分之百，王建军和陈启生不知道，他们遇到的难处，其实国家在1965年就注意到了。
那年6月26日，卫生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医疗情况。
之后，国家开始在农村建三级医疗网，到1970年代末，全国赤脚医生超过150万，农村婴儿死亡率降了，传染病也少了。
但像接骨药这样的专门药，还是不够，赤脚医生能处理皮外伤，能给小孩退烧，但治不了粉碎性骨折。
所以王建军和陈启生，还是得自己想办法，那个不肯垫钱的营业员，她做了个“对”的决定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差一分也不行。
然后她锁门走了，消失在历史里，连名字都没留下，而帮他们的，是两个人，一个是粮店值夜班的老老师傅，一个是知青刘锦珍。
就是这个多余的决定，救了两条命，王建军后来和房东社员的女儿王麦芬结了婚，姑娘没念几年书，但人实在，把他的日子照顾得妥妥帖帖。
他给刘锦珍送了请帖，她来了，笑着道喜，喝了杯酒，然后两个人就像两条河，各自流向远方。
陈启生也回了北京，日子过得安稳，那张纸条还在，叠了又叠，放在贴胸口的衣兜里，但电话一直没打。
不是忘了，是觉得日子平静，恩情记在心里就好，特意去打扰反而显得生分，这一沉默，就是四十年。
2010年的一天，一通电话打破了一切，电话是老同学打来的，开门见山：刘锦珍得了肺癌，要做手术，还差八万块。
陈启生放下电话，他把情况跟妻子说了，王麦芬二话没说，转身就去收拾东西，夫妻俩赶到医院，把钱补上了，手术很顺利，刘锦珍被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。
1978年10月，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们联名写信，要求回城，信被扣下后，知青们开始罢工、卧铁轨、绝食，一个月后，一个上海知青因为难产去世。矛盾彻底爆发了，国务院派了赵凡去调查，他公开表态：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应该得到满足。
1979年初，回城的大门打开了，云南农场的知青，超过九成都返城了，1980年，中央决定，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，这场涉及1600万城市青年的运动，就这么结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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